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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 | 注册制?信心不足

 
 

今天,所有股民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肖刚关于注册制的一番话了。不过,闻弦歌而知雅意,您,真的听懂了吗?

原来大家都认为,注册制,2016年也未必出得来。因为证券法修法跟不上。

记得9月份时候,股灾稍微消停了会儿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放风说,“《证券法》(修订草案)的二审最快也要12月,后面的三审以及出台只能等明年看了。”吴晓灵还说过,按原计划,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修订草案的二审是在今年8月进行,但股市波动使得有关方面要更多研究经验教训,所以整个的进程向后推迟。
 
当时,本号就觉得挺有意思:地震,会影响《地震法》的必需修订吗?《证券法》部分条款本来就严重落后时代,阻碍生产力,“亟需修补”早就形成各界共识。6月股灾,不管规模大小,关证券法修法什么事情?两件事完全可以各自做嘛,国家那么多人,国务院一拨领导救股灾,人大一拨专家修法律,并不必然相关。08年美国一场股灾,差点让全球资本市场趴下,而共和党财政部长保尔森和民主党国会女议长佩洛西通力合作,通过修订及通过有关救市法案,及时为股灾注入国家信用,纾缓流动性,并最终从“悬崖边挽救了美国”。
 
人大修法,耗时艰难,为了所谓股灾而推迟二读,三读,将市场热盼的注册制预期一再推迟,把一个肯定要做的事情无谓推迟。不过,最新的消息是:不用担心。法律跟不上,在中国不是问题,行政权力可以弥补。肖刚说:国务院可能通过法律特别授权的方式,来迂回解决此事。

这种最高行政机关的特别授权,是否合法?本号一时法律知识跟不上,只是感到默默惊讶:值得吗?注册制,并不是一件事关国家根本、影响万民福利的大事,是否值得为这么一个“形式主义事物”而动用国务院特别授权,本号深表怀疑。这样的授权,在未来几年,在哪位领域还会动用?如果总是依靠行政授权来解决一些热点问题,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过于关注人大的立法进程安排了?
 
想想注册制,这一变革,真是背负万千压力。退一万步讲,如果注册制真的落实,那一定会有不负责任的券商被重罚,甚至罚得无法翻身。但,做得到吗?说来容易做来艰难。说个真实现场实录:前年,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一次年度会议上(一家著名中字头券商主办),本号坐在会议后排旁听。郭树清主席正在慷慨发言,有人举手打断他,说想问个问题:为什么证券市场上出现这么多造假IPO,却从没见过一家券商被罚出场?提问者是中国证券市场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人物,和郭也非常熟悉。

郭主席听后,有点讶异,微笑不已,想了想,最终选择顾左右而言他,说了几句有关整肃市场的场面话。这问题导致会场热闹了好一阵子,来宾们窃窃私语:彻底罚出场,在中国怎么做得到?哪家券商的股东,及股东的股东,是容易给的?证监会不过是部级事业制单位,彻底干掉违规者,力量真的做不到,大家真是理解郭主席。
 
所谓注册制,并不是不要审批,最核心个字:透明审批。说白了,审批的权力一定要公开展示出来,让社会、媒体、业界共同监督,这才是修法改制的理想。但是,人性爱利,部门爱权,自古不变。总说审批权要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,就会提高效率。本号再次深表怀疑:深沪交易所,哪一位重要官员不是证监会任命?完全是几个牌子,一大套人马而已。有什么合理逻辑,能够推导出交易所的审批优于证监会审批?
 
审批,是证监会权力之最核心,能否全部放给市场?本号最后一次深表怀疑。中国充斥着大量做局企业,假如任由中介企业凭“良心”做事,万一再出丑闻,曝光给社会,请问中国是否有一套集体诉讼的法律框架?如果真的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虚假信息,或者存在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,是否真的能给普通股民以确实赔偿?很可能,国家罚了券商,法院罚了企业,投资人利益依然受到重大亏损而投诉无门。而数千万普通股票投资人,才是奠定中国资本市场最基础、最安分、最被侵害的一群人。保护不了他们,就无从谈起一个健康、持续、透明、公开的证券市场,再谈注册制也没有意义。
 
正是因为以上理由,本号对注册制信心相当不足。也正因为如此,笔者才对证券市场上的不少壳资源依然抱有充足信心,注册制还远,不足为虑,也远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伟光正。
 
今年各种波折。毋庸置疑,肖刚心理压力肯定极大。面对重大更迭的管理班子,肖主席肯定是希望奋发有为,所以才会给自己划出一条明年三月“注册制务必要有结果”的红线。也就是说,无论如何,他希望在自己任上完成一件壮举,至少在形式上把审批权力还给市场,把证监会的水泥墙换成玻璃墙,也顺便把大家对2015股灾的记忆好好冲淡一些。也就是说,无论如何,他至少希望干到明年3月。
 
大家都很明白:每年的全国人代会是3月上旬开,3月中旬结束。肖刚主席肯定希望,以注册制为由头,届时给数千人大代表们一个彻底交代:历史上,中国证监会最大的一次自我净化、自我进化和自我革命。
 
凡事坚持,坚持就是胜利。本号也许明白肖刚想表达的意思了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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